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能提升投入產出效率嗎？
文章來源
作者：
劉淑春（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浙江省信息化發展研究院）
閆津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張思雪（北京化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林漢川（浙江工業大學中國中小企業研究院）
文章刊發：《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文章主要內容
摘要：企業對各類數字化轉型項目的投資能否切實提升其投入產出效率？本文通過對全國第一個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國家示范區內1950家企業2015~2019年連續5年推行數字化管理的追蹤調查數據，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和Tobit模型，測度企業數字化投入產出效率，分析影響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的關鍵要素，從而探索企業提升數字化管理效率的內在運行機制。研究發現，企業管理在數字化變革過程中的資本產出彈性遠高于勞動產出彈性，二者投入對數字化效益產生的影響隨時間發生改變；數字化轉型投資項目的投資效率具有明顯異質性特征，同時會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產生相應的遞增或遞減效果。進一步研究表明，企業數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先下降、再加速下降直至拐點后上升，且在拐點后呈倒“U”型關系），且投資臨界點在100萬~200萬元之間，走過推行數字化管理動態波動的“陣痛期”，企業數字化管理的先發優勢得到顯著提升。研究為企業制定數字化管理決策和政府制定企業數字化政策體系提供了經驗證據和決策支持，并對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企業數字化變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數字化變革 投入產出效率 隨機前沿分析 “兩化”融合
一、本文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本文研究背景與意義
針對企業數字化變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社會和產業層面，而微觀層面針對企業管理數字化、數字轉型投資項目帶來的企業層面的投入產出效率和效益等研究文獻相對較少。同時，令人感興趣的是，微觀層面的企業究竟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來實現企業管理數字化，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深層次動因，以及企業應如何規避數字化投入特征帶來的“陣痛期”，從而提升企業的投入產出效率。企業內部管理的數字化變革仍然是只“黑匣子”，企業管理的數字化投資主要包括哪些？其是否能帶來投入產出率的提升？如果是，那么這種影響究竟通過怎樣的內在機制或哪些關鍵要素進行傳導？企業應如何利用這種數字化項目投入和效率之間的特征關系走過推行數字化管理動態波動的“陣痛期”，從而顯著提升企業數字化管理的先發優勢？或許由于目前官方統計幾乎沒有針對企業內部數字化的細分統計指標及數據，亦或針對企業的管理數字化進行詳細的問卷調查操作起來存在較大難度，導致目前缺乏這方面的研究。這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本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嘗試突破和產生邊際貢獻并帶來研究意義的地方。
二、主要內容
本文通過對全國第一個“兩化”深度融合國家示范區內1950家企業連續5年（2015~2019年）推進數字化管理的追蹤調查數據，以ERP、MES/DCS、PLM數字化投資項目為數字化變革的嵌入路徑，使用SFA方法和Tobit模型，測度企業數字化投入產出效率，研究了企業推行數字化管理對投入產出效率的邊際影響問題，并測算了數字化轉型投資項目的投資合理區間及“陣痛期”臨界點，從而探索企業提升數字化管理效率的內在運行機制。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首先，企業在推進數字化管理過程中的資本產出彈性遠高于勞動產出彈性，并且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對數字化效益產出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發生改變。其次，行業類型、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對企業推行數字化管理和投入產出效率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影響，本文進一步量化了企業在異質性特征下推行數字化管理的投入產出效率，揭示企業應如何通過調整自身生產結構、數字化轉型項目的投資方向、規模和結構等提升數字化的投入產出效率。最后，企業數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當投資達到第一個門檻值前緩慢下降，之后加速下降直至第二個門檻值即投資臨界點（企業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投入的“陣痛期”）后，出現上升趨勢，并在投資臨界點后呈現倒“U”型關系。
（2）政策啟示：作為2013年得到批準的我國首個“兩化”融合國家示范區和“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其在全國省域中具有較為明顯的先行優勢，對這一“先行者”的研究可以為“追趕者”和“后發者”提供經驗參考。具體而言，不僅可以為其他企業提供經過多年實踐檢驗、并已平穩渡過數字化變革“陣痛期”的先進經驗，也為廣大企業管理者引領企業制定和實施長期持續數字化管理帶來有益的決策參考，還能夠為其他省份的政府部門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提供新的指導和啟示，如：提高數字化管理的資本預算占比；優化企業數字化轉型投資預算結構；完善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的激勵政策體系；推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專項政策等。
四、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相較于現有基于社會發展、經濟政策，以及產業/行業整體生產率等不同視角企業數字化變革的宏觀層面研究，本文試圖探討企業內部、微觀的管理數字化變革對其投入產出效率的影響，以ERP、MES/DCS、PLM數字化投資項目為數字化管理的嵌入路徑，揭示企業推進數字化管理提升投入產出效率的內在機制。（2）以全國第一個“兩化”融合國家示范區內的1950家工業企業為研究對象，使用企業實際推進數字化管理連續5年的追蹤調查數據，運用隨機前沿分析（SFA）方法，區別于社會總體/中國資本回報率，創新性地從微觀企業層面測算了數字化管理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而探討了企業各類數字化轉型投資項目的企業規模、行業特征和所有制結構等異質性差異，為企業制定具體的數字化管理決策、數字化轉型項目投資預算和規模，以及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體系提供了經驗證據和決策依據。（3）在分析了企業推進數字化管理過程中資本產出彈性、勞動產出彈性和數字化投資項目的投入產出效率基礎上，使用Tobit模型對企業推進數字化管理、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探討了企業管理數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推行數字化管理動態波動的“陣痛期”，以及數字化轉型項目投資規模的最優臨界點，使研究結論具有現實意義。
本研究雖然進行了理論探索和實踐層面的挖掘，但也存在不足之處和一定局限性，需要對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的未來研究繼續拓展和深化。首先，未來研究可以將樣本進一步拓展到國家先后批復的其他省份/地區/創新發展試驗區；其次，本研究局限于企業內部管理數字化，但未來的企業數字化之路會是開源式、生態化、協同性的資源整合與共享，因此，借助數字技術將生產模塊、研發單元活動等分包給其他企業或平臺化的跨企業、跨時空、跨地域企業數字化管理集成問題將是值得進一步深化和探討的重要方向。
五、寫作、投稿、修改的過程和心得體會
我國數字經濟的爆發式增長以及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績效問題是本研究團隊這些年一直關注的重點問題。我們對全國第一個“兩化”深度融合國家示范區的持續跟蹤、對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密切關注、對大量一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地調查以及搜集匯聚大量數據為本研究團隊最終確定該選題并完成文章寫作提供了堅實支撐。當今世界各國企業越來越重視數字化變革這個重大問題，越來越看重企業數字化投入產出效率的收益，當企業追求數字化變革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推行數字化管理動態波動的“陣痛期”時，應如何看待企業管理的數字化變革？本研究團隊自2015年起連續5年收集了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投資項目的相關數據，從企業運作的微觀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復求證。這一過程雖然耗用了不少時間，但收獲確實很大，《管理世界》雜志的編輯老師和審稿專家對本文研究問題的凝練、研究內容的提升、研究思路的完善等提出了許多極其有價值的意見建議，三輪審稿意見、建議和“修改對話”使文章理論基礎更加深厚、研究方法更加充實完善、研究內容更富有邏輯性，對我們在這個領域的深入挖掘帶來了很多有益啟發。我們將持續聚焦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沿問題，深入研究企業數字化變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用學術講好、講透“中國故事”，為理論體系扎根實踐作出應有的努力和嘗試。
文章刊發：
劉淑春、閆津臣、張思雪、林漢川：《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能提升投入產出效率嗎？》，《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第170~190頁。
粵公安備案：44030502007262
